瓦尔特·本雅明对空间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他善于从空间透视人的生存状态，当他初到巴黎的时候，瞬间被这座“十九世纪的世界之都”的雍容华丽气度震惊，那是一座将历史和现代、艺术与科技、文化和经济高度融为一体的魔幻之都。深圳给当今世界的印象也许与此相似。

起步于二十世纪末、成型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深圳，从渔村散布的边陲乡镇迅速跃升为国际大都市的传奇故事已经流传世界，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华侨城等出自于深圳的国际级企业的迅猛发展和成功，更增添了深圳崛起的传奇色彩。

历经四十年的超级生长，深圳树立了一种超常规、非典型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在它耀眼的成就和辉煌的数字背后，那些开拓进取、持续努力和艰辛探索的幕后情节却鲜为人知，其间可书可写的故事不胜枚举，其中有真正开拓性、突破性和战略性的事件，也有继承性、顺延性和执行性的环节，价值和意义有所区别，如何取舍就见仁见智。

从城市发展理论角度来追溯深圳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对空间价值的深刻认知、精心策划和高效利用，是深圳得以成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把发展目标、发展资源和发展模式充分结合起来，加以系统性地整合并使之发挥奇效，这其实是一种深圳特色的空间思维、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范式。

本文即沿着这条逻辑线索来追溯深圳成长的一种轨迹。多年来对这个城市的观察和体验可以得到一种认识，即奠定深圳今天的城市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具体而言，就是产业的空间化和空间的产业化的一种融合式演变，从这个意义而言，深圳是一个具有空间生产特征的典范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深圳精神的一个燃点，实际上这句口号的原始出处是四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它出自蛇口工业区的主要开拓者袁庚之手。1981年3月下旬由香港返回蛇口的船上，袁庚将酝酿日久的这几句话用圆珠笔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口号中的前面两句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思维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涂俏，袁庚转：改革现场1978-1984）。

今天，深圳业已成型的国际性超大城市的空间格局，是由40年历程不断积淀的结果，其中作为起点的地方叫蛇口，它位于深圳狭长地理空间的西南尽端。后来，它还被生动地称为中国19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的第一支“试管”。1978年10月，刚刚赴任隶属国家交通部的招商局（位于香港中环）的袁庚，谋划在当时的宝安县找一块土地，作为招商局发展的后勤服务基地或是加工区，主要进行与船务有关的业务，以便为招商局进军内地发展进行支持。日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蛇口工业区”在此时勾勒出初步轮廓。经过分析比选，蛇口工业区最终选址在当时的宝安县蛇口镇蛇口公社的一块2平方公里的临海土地上，按照当时向广东省领导汇报时的说法，这个选址有五个有利条件：一是靠近电网用电方便；二是有水库供应饮用水；三是占用农田不多；四是靠近蛇口镇，便于生活供应；五是水陆交通方便，距离香港仅27海里，一小时的船程。

从1978年10月提出构想，到1979年1月12日正式宣布成立蛇口工业区，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紧随其后的1979年7月2日，开始炸山填海。轰隆隆的开山炮炸醒了沉睡的蛇口，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诞生。自此，在蛇口蓬勃展开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工业区开发试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对中国此后几十年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和迅猛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蛇口工业区的空间规模的确定发生在1979年元月底的北京，当时中央的意见是划出30余平方公里的整个南头半岛给工业区，蛇口开发负责人袁庚考虑更多的是开发建设的投入问题以及其他风险问题，因此最后只确定了不到1.4平方公里的空间规模，这其中的建设用地只有20公顷。后来，这一决策成为他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一年半以后的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至此，蛇口工业区作为中国开启重大改革进程的“试验田”的角色得以确立。

“适逢其时、适逢其人、适逢其地”的蛇口工业区推出了著名的“蛇口方式”，从最初的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设备厂及玻璃钢厂起家的园区，到199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集房地产、石油业务、港运业务、投资服务业等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今天的蛇口，已经蝶变成为一个包括航运、商务、旅游和居住功能的现代国际滨海城区。

1980年代初，一位爱国的香港商界人士对时任深圳市领导的梁湘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圳的建设应该是香港的明天，而不应是香港的昨天。”这意味着，深圳要引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布局功能组团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建立国际化的法规管理体系。

资料显示，深圳特区在发展初期在布局工业园区方面是很有章法的。从1981年开始，时任深圳市领导就十分重视专业化的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建设了九个具有专业化产业分工的工业区，包括上步、八卦岭、水贝、布心、莲塘、梅林、车公庙等，其中占地1.4平方公里的上步工业区的主导产业定位是电子工业，1983年的产值就占到当年深圳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更是孕生出闻名于世的“华强北电子市场”——一个产业规模巨大、产品门类齐全、市场体系完善的上千亿交易量的专业化电子市场。

不同于作为终端交易市场的北京中关村，“华强北电子市场”是一个全链条的综合电子市场，世界最大的元器件集散地，还包括产品展示、信息交流、技术引进、研发创意、新技术新产品发布、资金融通、物流配送、企业孵化等强大功能。它的本质是电子信息产业多种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之地，是一个电子信息产业服务基地。今天看来，“华强北电子市场”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是深圳改革开放30余年各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空要素造就出来的，是依托深圳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珠三角庞大的电子制造业而产生的，是政府的大力支持、深港深度对接所形成的实践成果。

鼎盛时期的2013年，深圳电子产业的经济规模达到了12400亿元，“华强北电子市场”就站到50%以上，它对深圳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深圳的一个缩影。今天，包括华强北在内的这九大工业园已经改天换地，成为城市转型的主要承载区。

工业经济的发展从深圳特区成立伊始就是历任主政者的头等大事，1983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阐述了这样一个趋势：由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社会，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信息化的变化。这个说法触动了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的思想，使他敏锐地意识到，由“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构成的深圳产业体系的发展后劲问题，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走入到他的施政思维中，美国高技术中心——硅谷引起了他的注意。

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南面，是高科技事业云集的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的别称。硅谷最早是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的地方，因此得名。时至今天，尽管美国和世界其它高新技术区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但硅谷仍然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开创者和中心，硅谷的主要区位特点是拥有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顶尖大学作为依托，包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还包括加州大学系统的其它几所大学和圣塔克拉拉大学。它以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同时拥有谷歌、Facebook、惠普、英特尔、苹果公司、思科、英伟达、甲骨文、特斯拉、雅虎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

梁湘旋即对硅谷进行了考察，很快《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工业园规划》应运而生。它经历了福田区的梅林片区、南山区的西丽片区、福田区的车公庙片区三次选址比较后，最终选址在占地3.32平方公里的今天深圳高新区的北区部分，它初始的名字平实而又内涵丰富，叫做“深圳科技工业园”，是中国第一个建立新型科技体制的工业园区。它在一片荔枝丛生的山地中脱颖而出，着重发展电子、通信、新材料和生物工程产业，深圳市的几位开拓时期的领导包括梁湘、李灏、郑良玉、厉有为都层兼任过园区领导。

深圳科技工业园建成后的头三年，就吸引了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地的超过5000万美元的投资。十年后的1995年4月，深圳市提出“二次创业”的新发展战略，即：调整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落后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速推进经济发展。1996年9月，“深圳科技工业园”升级换代，变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信息产业、新材料、商务技术成为新的主导产业方向，园区面积也扩展到11.5平方公里，“中国硅谷”开启了新征程。

1995年的深圳高新区南区（资料来源：《追梦深圳》）

此后，联想、长城计算机、长城国际、艾默生、康泰等高新企业相继进驻，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则是诞生于此的国际著名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深圳高新区的地均产值已经达到400亿元/平方公里。实际上，地均产值或者总产值多少并非最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发展历程代表了一种深圳精神：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务实求真。

1995年以后，深圳在城市中心区（CBD）的发展建设问题上开始新的探索。2002年曾进行过一个名为《国内大中城市中央商务区（CBD）规划建设实证研究》的建设部课题（笔者负责），对国内城市CBD和中心区的规划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结果显示：截止2002年12月，全国359个2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不包括台、港、澳地区），明确提出和正在实施CBD发展计划的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锡等36个城市，其中已经实施开发建设的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1）混淆CBD与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2）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进行形象超越功能的开发；3）以开发CBD为名进行政府搬家，导致耗资巨大的重复建设和“寅吃卯粮”的透支开发。

根据国际商务活动的空间选择、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市财政收入几个指标的分析比较，再结合城市的行政地位，得出结论：（1）根据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各城市的综合比较，上海、北京两个城市具备发展区域性CBD的基础条件和相对优势，并有向全球性CBD发展的可能；（2）广州、深圳两市虽然具备部分条件和可能，但近期发展CBD还面临商务需求不足的问题，未来两市CBD的发展需要从与香港的协同发展、与珠三角区域整合中获得更多的机遇。

深圳早期发展阶段所依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呈现出增长乏力的迹象，而且带来的环境污染、技术含量低、产值效益下降等问题却逐渐凸显，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发展新战略以实现“二次创业”成为深圳主政者当务之急。深圳高新区、龙岗大工业区和深圳中心区的开发建设成为新的发展聚焦点。作为深圳整个城市的中心区，由于它选址位于深圳的福田区内，为了从名称上清楚地表明它的空间区位，在政府的一系列文件中一直被称为“福田中心区”。

从1980年的《深圳规划纲要》到此后的1986版总规、1996版总规、2010版总规等历次城市总体规划，“福田中心区”作为深圳全市中心区的发展定位一直被延承下来，而且它的功能定位始终是深圳市的行政文化和现代商务中心，就它的历程而言，多年跟进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陈一新女士将福田中心区的孕育和成长划分为酝酿阶段（1980-1988年）、探索阶段（1989-1995年）、实施阶段（1996-2004年）、蓬勃阶段（2005年以来）。

此外，福田中心区开了深圳城市设计走向国际舞台的先河（此前在城市发展策略咨询方面曾邀请过国际机构参与）：1989年，当时的深圳市政府邀请了包括美国、新加坡在内的4家境内外设计机构征集规划设计方案，1991年形成综合方案并开始进行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和单体设计工作。1996年是深圳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里程碑年份：由市主管城建的领导挂帅的深圳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成立，同时期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明确提出深圳全市中心由福田、罗湖-上步组成，是全市的金融、商贸、信息、文化和行政中心，重点建设福田中央商务区。

此后，福田中心区经过多轮国际咨询和承上启下的深化设计，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规划管理控制体系。进而，1996年深圳开始推行“法定图则”，福田中心区率先实践。2000年批准的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是这一新的规划规则的第一批践行范例，并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规划管控功能。福田中心区于2010年按照一系列的规划设计基本建成，南部以会展、金融、商贸功能为主，北部以行政、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为主。地理上它北枕尺度宜人的莲花山、南望深圳福田保税区和香港，在4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上，完成了约800万平方米的建筑物，其中金融商务办公功能占近50%的比例，居住配套功能占30%，其余为商业、服务、政府、文化、公共设施功能。

深圳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2000年）（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信息中心）

深圳福田中心区实景（2000年）（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信息中心）

迄今，福田中心区作为深圳城市的综合性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政府功能的“坐镇”、地理位置的核心性以及城市总体上的空间平衡格局是主要原因。总之，福田中心区在空间结构、空间规模、功能组织与布局、配套系统、交通系统以及整体风貌上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十分典范的现代城市中心区，即使在深圳近年来呈现的多中心发展态势下，包括总部基地、金融集聚区、科技研发区的不断成长中，它依然得以维持一种相对长久的地位稳定性。